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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聚任:如何认识当前的村庄合并及其未来

来源:城乡规划网 更新时间:2015-05-08


以下内容选自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林聚任在“中国乡村价值与美丽乡村建设研讨会”上所做的报告——《如何认识当前的村庄合并及其未来》

       就乡村合并的现象来看,在全国范围内,行政村(村民居委会)的数量1990年最多时达100多万个,此后数量明显减少,2000年有73万多个,到2010年减至59万多个。其中有些直接变为了社区委员会。急剧的村庄变革已成为中国城乡社会快速转型的一种体现。大量自然村落消失,城区迅速膨胀,由乡到城的城市化速度在加快,这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已进入真正转型的新阶段。但是,一些人把合村并居农村“被上楼”,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量“三无”(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农民,看作是直接影响国家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要叫停这种“灭村运动”。

       萧剑锋在《西部大开发》一书中,关于争议农村被上楼问题中介绍了几个典型的案例,齐鲁大地灭村运动热火朝天,山水重庆,腾出农地换地票等,可见,村庄合并的现象之普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合村并居?以及如何进行理性思考呢?林聚任认为,这种巨变不仅改变乡村的结构,还改变了乡村的生活方式。当前快速的合村并居这一具有特定意义的乡村变革标志着中国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原来自然分散的、熟人性的、以乡土生活为主的村落共同体在快速消失,代之出现了更多集中化的、陌生性的、以非农生活为主的新社区。这种乡村转型不仅带来了生活空间的重组和社会经济的转变,而且意味着传统村庄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的变迁。

      林聚任指出,“让乡村居民过上和城市一样的生活”是一种口号,在现实中,存在着一些差距。那么我们所要建立的这类社区是什么性质的?它跟城市社区有什么不同?林聚任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合村并居为基础的社区化发展符合城乡转型大趋势,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社会变革。首先,村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合村并居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村民居住方式的变化。即从原来散居的村落转变成集中化的新社区,居民的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随之变化。但这种集中化的居住需跟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及村民的职业活动转变相适应。即农村劳动力实现非农化转移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是合村并居的基础。

      第二.村落共同体在迅速消失。合村并居不只是村庄形态的变化,而是承载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的整体变革。传统乡村以特殊主义取向的社会关系为存在的基础,共同体的相对封闭性、高度的价值认同和道德内聚力使成员对于先赋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具有天然的依赖性。但通过这种村庄重组,村民原来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连接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改变了,常有的密切邻里交往减少了,乡土性在悄悄失去。

       第三,村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式出现大重组。村庄是乡居的生产与生活共同体:村庄也是中国的基本组织单位,特别是建国以后,村庄成为了国家组织村民从事各种农事活动的基层组织单元,内部同质性较高。传统村庄之间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各自相对独立;同时各村也具有不同的资源条件,因而各自为政,彼此差异性较大。尤其是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村落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城乡间社会流动水平低,彼此交换程度低,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明显。但合村并居打破了村与村的界限,聚集了更多异质性的人口。有些新建社区包括原来的多个村庄,有数千甚至上万人口。所以,新型社区给传统村落相比,最大不同之处就是规模大、成员构成复杂。但社区的统一管理与融合需要一个过程,建立城乡一致的社区化管理更是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急剧的合村并居在带来深刻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是留住乡村,即留住一些乡村文明体系。另外,关于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等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第一,行政化力量干预过强,未充分关注农村的利益诉求。居住集中化与农村产业转型和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密切相关,这是合村并居的重要基础。因此其实施需要按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以现实的社会发展条件作支撑,有序推进。
        第二,“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现象突出,市民化质量不高。城市化或城镇化指的是同一现象或过程,而不是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仅户籍上的变化,也不是单纯的行政区划上的城镇规模扩大(或土地城镇化)。中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往往重形式轻内容;关心的是“圈地”扩张,忽视市民化的实现。许多地方为追求高城镇化率,把城镇化看作行政区域的扩大,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转型,名义上接近城市社区,但是实际上和真正的城市市民社区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故存在着城市化“虚高”或“半城市化”现象。

       第三,村改居多是简单的换牌子或村庄集合,未实现实质性融合及管理体制的变革。合村并居之后建立在新型社区,应不同于传统的村庄式管理。因为这类社区是不同于传统村庄的一种生活单位,具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它是一种“规模更大”生活集聚区。其次,中国现阶段的这类社区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即它既不同于原来的村庄,也不同于现代城市社区。另外,公共服务职能尚不完善。

       第四,社区化建设功能单一,未实现社区建设的全方位提升。社区作为居民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应承担多方面的功能:社区化建设也应是多方位的。但许多合并之后或“村改居”的这类社区,名义上是“社区”,在管理职能上仅仅强调了社区服务,而其管理方式与运动机制等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林聚任指出我们应力争避免合村并居中存在的不良问题,有序推进农村社区化发展。并在乡村的未来发展方向上提出宝贵的意见。

      村庄合并并不是简单的旧村拆并或“圈地造城”,也不应是单纯的居住集中化,而是一项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及居住环境建设等内容的综合性工程。地方政府更不能为了城镇化率的提高而强力推行合村并居。这要求按照城镇化发展的阶段与规律,合理选择跟当地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要求处理好发展与民生之间的关系,避免“一刀切”等许多的行政干预。因此,应关注如下几点:一是因地制宜,分类实施;二是政策保障,制度改革;三是注重方式改进和管理创新;四是充分利用各地资源和条件,形成特色;五是注重城乡一元发展。

       以村庄合并为基础的农村社区化虽符合城乡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村庄变革不仅仅是居住形式的改变,而应是由“乡”到“城”的根本转变。大量不完善的村改居的存在是不彻底城市化的表现。若是只重形式而缺乏实质变革的农村社区化,只能是眼前的面子工程。仅局限于农村来考虑农村的发展问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种农村社区化建设,实际仍未超越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

       最后,林聚任强调,村庄合并既要符合整个区域的发展要求,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化道路,又要兼顾社会科技的发展,同时还要注重保留传统乡村的特色;在关注乡村发展的同时,整合中国城乡的发展大局,着眼于城乡污染、乡村管理等一些具体现实的问题;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完善的城乡发展制度和政策。我们既要创造现代有价值的东西,又要保留传统的一些东西,这样我们所建设的美好乡村,就不是城乡的分割和传统意义的乡村,而是在生活、居住、娱乐方面平衡的乡村,是人们向往的乡村,是能体现乡村文化传统的乡村是我们不是仅仅为了传统而保留传统,而是体现人类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我们建立美好乡村、美丽中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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